转载:不要失了一个民族的教养


标  题: 不要失了一个民族的教养zz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Fri Nov  2 23:47:00 2007), 转信

 

作者:季剑青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中山大学演讲。当被问及对时下正在热播的“百家讲坛”有何
看法时,他的回答颇为精彩:学术通俗化,这是学术本身和社会大众的需要,不仅无
可厚非而且应该大力表彰。问题是,现在受众的水平就是这个样子。多年前,朱自清
写《经典常谈》,本意是写给中学生看的,但这个通俗的小书现在本身也成为经典。
当时的中学生,就有那样的水平。电视必须考虑最大的受众群体,“百家讲坛”本意
就是给初二水平的学生看的,超过这个水平的人可以不看,但不要在那里唧唧歪歪。
要怪,就怪现在的学者没法写出分层次的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

陈平原尖锐的意见击中了要害。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学生为何就有那样的水平?现在
的学者为什么写不出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冯友兰的《新世训》、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
以及朱自清《经典常谈》的部分章节,最初都是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
表的。这份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群的杂志,几乎集中了当时学术界第一流人物的稿件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则是,朱光潜、朱自清和钱穆,都是从中学老师步入大学
教授的行列,钱穆则是连小学也教过。不难理解,他们对于中学生和一般青年的需求
,为何有着如此切近的了解和关怀。

钱穆高足严耕望在为其师撰写的《行谊述略》中,由钱穆幼年所受私塾及中小学教育
,而感叹于“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
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在钱穆的中学老师中,就有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而作为
小学和中学老师的钱穆,其学术造诣之深厚,读其早年著述便可知,“今日大学教授
”怕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吧?

当然,这样的情形,在社会分化日益剧烈、学术分工越发细密的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可资参考的是,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大学、中学乃至小学并未像今天这般
泾渭分明,学者与大众之间,也没有如此大的鸿沟。在一个社会各领域密切互动的格
局中,学术与青年乃至一般读者间,便会呈现出良性的循环,而文化传统便在这其中
生生不息,滋养着一代人的心灵。

或许是出自我们自身缺陷的敏锐感知,学者葛兆光在为何兆武《上学记》所作的序言
中,充满敬意地谈起“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他特别由何兆武早年所
受的教育和精神滋养,提出“教养”的话题。尽管何兆武 “很谦虚地说到,他这一
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就读‘开明青年丛
书’、读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
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TalesFromShakespeare(《莎
氏乐府本事》)。”

葛兆光把“教养”和“气质”,归结为家庭世代的熏陶和浸染。然而在变动不居的现
代中国,或许不如说,正是一个不那么凝固、僵化的学术和教育体制,为何兆武这一
代人的“教养”奠定了基础。

也正是这样的文化教养,为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这一代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再生,传统得以延续。如果从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教养的角度
,来理解学术与文化的普及工作,来看待青年的启悟与教育,其间意义的重大,自然
不容忽视。

经典如何普及

在文化的传承中,历代积累的经典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光潜在谈到现代公民获得
常识的必读书时说:“我以为一个人第一件应该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
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一定是出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
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已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基点。”然而经典由于文字和时
代的暌隔,往往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为了使经典成为一般读者文化素养的一部分
,前辈学者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1938 年,朱自清受杨振声的嘱托,开始写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教科书。此
后几年,在昆明和成都以及来往于两地的旅途中,朱自清一直没有停下这本书的写作
, 1942年以《经典常谈》为题终于出版,几年间仅在文光书店就印了五次。季镇淮
称赞它“言之有据,深入浅出,意无不达,雅俗共赏,运用现代语言,讲述古史内容
,令人读之不厌”。

这本薄薄的谈经典的小书,也已然成为经典。在缺少同类著作的今天,它更是被人反
复提及,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时代的象征。晚年的金克木在《书读完了》中仍然
恳切地呼吁:“我很希望有学者继朱自清、叶圣陶先生以《经典常谈》介绍古典文学
之后,不惜动如椽大笔,撰写万言小文,为青少年着想,讲一讲古文和古书以及外国
文和外国书的读法,立个指路牌。”如今金克木先生已仙逝,不知这样的呼声是否会
成为绝响?

同样致力于经典普及工作的还有钱穆。上世纪50年代,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学时,
即有意写一部通俗的《论语》注解,使初中以上学生人人能读。钱穆早年就著有《论
语文解》、《论语要略》,对先秦诸子特别是《论语》浸淫日久,用力甚深,写这样
一部书本来并不是难事。然而钱穆反复斟酌体例和文体,数易其稿,直到 1963年才
最后写定,题为《论语新解》。对于一部通俗著作如此用心经营,不能不让人感慨于
前辈学者的严谨与认真。

这样一种严谨与认真的态度,归根结底,仍是出于对经典怀有的敬意。钱穆在《论语
新解》的序言中谦逊地表示:“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
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而该书是否能成为“
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是否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仍然有待于“读者之审正”
。换句话说,钱穆并非要在《论语新解》中贩卖一己的“心得”,而是备采前人的各
家学说,加以申述,给读者以最为通达简要的知识,目的仍是让读者“直明《论语》
本义”。

在后来撰著的《孔子传》中,钱穆更是明确地希望读者借助此书,继而“进读《论语
》以及其他先秦古籍”,不要认为读了此书,就以为“对孔子了解尽其能事”。其实
朱自清写《经典常谈》,也是同样的用意,他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做一条船,借它“
航到经典的海里去”, “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
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钱穆和朱自清都认识到,经典普及工作并不能代替经典本身,它们的意义是让读者亲
近经典,接触经典。经典的普及不是把经典通俗化甚至庸俗化为当下实用的知识,而
是充当灯塔和航船,把读者的心灵引入到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中去。这就是朱自清所
说的:“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怀抱着如此庄严崇高的宗旨,下笔
临文时自然不会苟且轻慢。

也正因为此,他们也就不会随便迁就和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不会为了书的好卖而牺
牲了经典的尊严。钱穆在写《论语新解》的时候,本来为了通俗,打算全部用白话,
然而写了四分之一就后悔了,推倒重来。因为《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如
果全用白话来阐释宏深的义理,一味追求浅显,就像“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
减”,所以最终改成了浅易的文言,只是在每一章的结尾,用白话对全文做一个翻译

自然,这一切都要求作者本人对经典要了然于心,了然于手与口。有如此的热忱,又
有如此的学力,《经典常谈》和《论语新解》才成了新的经典。只是如今,有心、也
有能力做这样工作的学者,已经很难见到了。

青年之困惑与时代的命题

刚满20岁的吴讷孙开始了他第二年的大学生活。苦闷攫住了他,年轻而敏感的心灵一
时间感到生命的空虚和无意义。吴讷孙萌发了自杀的念头。

在1939 年的这个关头,作为西南联大学生,他忽然想起了冯友兰。冯先生给联大一
年级新生讲过他的《新世训》,听听他的人生见解也许会有些启发吧。吴讷孙于是生
出活下去的勇气。如果不是冯友兰的劝导,我们不仅会失去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史家
,而且也无缘得见那部最美的校园小说《未央歌》了。多年以后,吴讷孙的同窗好友
李赋宁仍然记得这段往事,并由此感慨于“冯先生的人生哲学对青年人所起的巨大感
化和教育作用”。

同样受益于冯友兰人生哲学的还有诗人郑敏。1949~1955年间,留学美国的郑敏正是
靠着冯友兰“关于人生宇宙的哲学教育”,在麦卡锡主义的高压政策下,艰难地完成
了自己的学业,并保持了尊严。

1940 年,冯友兰的《新世训》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一部面向一般青年读者的谈论
“生活方法”的书,提倡“真正底天真活泼底人生”。朱自清称赞作者“能够见到那
些颠扑不破的道理,将它们分析清楚,加以引申补充,教读者豁然开朗”。作为“贞
元六书”之一,冯友兰日后对它的评价并不高,然而学者陈来却认为,这部书对于指
导当代青年的人生行为,仍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大约与此同时,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有感于大学日益成为贩卖知识
的场所,忽视整个人生的修养,以及抗战中重塑民族精神生命的迫切需要,每周对学
生做“新人生观”的演讲。

在敌机轰炸的威胁之下,在四周熊熊火光的燃烧中,罗家伦以拿破仑战争中对德意志
民族演讲的德国大哲费希特为楷模,向青年学生倡导“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
”和“文化的修养”。1942年,这些演讲以《新人生观》为题修订结集,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短短的五年中即再版了27次。罗家伦的好友毛子水甚至认为: “可能他这
本书对社会的贡献比他别的工作要大!”

龙应台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知识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
新人生观》来作馈赠情人的生日礼物的。书写在仓皇狼狈的1940年初,却极为笃定地
对70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关注青年的人生问题,给他们以切实而不肤浅的启示与指导,是现代学者的优秀传统
。不独抗战时如此,上世纪20年代冯友兰就曾出版过《人生哲学》,并被列为高中教
科书。朱光潜留学英国的时候,即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给青年的第
十三封信》而在青年学生享有盛誉。这两部书,给当时还在中学读书的何兆武,“打
开了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又一扇窗口”。几十年后,它们仍然没有失去对青年人的吸引
力。1956年,后来成为著名语文教育专家的商友敬在一家旧书铺里与它们邂逅,站着
一口气读完,“从那时起,我就自以为懂得了一点什么,敢于在同学中间侃侃而谈了
”。

在那个战乱频仍、干戈扰攘的时代,从铁屋子中觉醒而又苦闷于前进道路的青年,他
们并不缺少精神食粮。而这些试图为青年的人生问题寻找安顿之处的书籍,也没有随
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速朽,没有像我们今天市面上随处可见的“人生哲学”、“心灵
鸡汤”般很快地成为明日黄花。

这或许是因为,它们的作者,并不是如今日这般“心理专家”。作为那一代最优秀的
知识分子,即使是在这些面向一般青年读者的著作中,同样凝聚了他们深厚的学术功
底和切身的人生体验。惟其深厚而不浅薄,惟其切身而不空泛,它们的生命力才如此
持久。

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在对青年的关切和祈盼中,包含着对整个民族的关怀。对青年
的指示和引导,同时也意味着民族的复兴与重建,意味着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塑造。
这正如罗家伦所热切呼吁的:“我们对于青年,现在最不可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丧失
民族的自信心。”出于这样的责任感,中国现代学者为一个时代的青年的教养,打下
了坚实的底色。

如今这个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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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席对着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日说了一声                                                           
                 ∏                                                                                                    
                 ▓             “ Hello world ! ”                                                                    
                _▓_                                                                                                   

※ 来源:·飘渺水云间 freecity.cn·[FROM: CorZ]                                                                         

共收到 2 | 阅读次数 12630
杨亮  邮件 [2009年02月03日 Tuesday]
一个民族的囚徒困境。
李淑敏  邮件 [2008年12月31日 Wednesday]
说说容易,做时难啊。如今我们的中学教师被中考和高考的双重压力压的焦虑不堪,身心疲惫,中学生像包身工一样生活在家校两点一线上,所谓的素质教育都是在给学生们额外增加负担的艺术类比赛或培训,学生哪来的时间思考?没有思考,哪来的思想?70-80%的近视率,我们的民族下一代到哪里去征得好兵?当越来越多的家长为孩子的身心健康着想,被迫把孩子送出国,摆脱这样残酷的中学教育时,下一代的民族自尊心又如何树立?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深感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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