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插队落户与参加高考的点滴回顾

                           40年前插队落户与参加高考的点滴回顾

    我是77年3月从安徽省合肥市第十中学高中毕业到安徽萧县刘套公社东方红大队插队落户的。说起来也可以说是比较幸运,我如果在72年没有同3位男同学(王洋、高华、邹建国)和2位女同学(石英、邹燕)一起跳级升入合肥化工厂初中的话,估计也赶不上这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队伍了。当时只是一心想“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对合肥知青来说,当时具有大量盐碱地且地处安徽北方农村的萧县无疑是满足上述心愿的理想目的地。

    巧的是这一下乡地点——刘套公社东方红大队竟然是安徽省相当一部分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的子女插队落户所在地,尽管我下乡时很多老知青已经抽调回城(包括原12军副军长的儿子潘紫薇、合肥市政府领导的女儿冯艺戎等),但仍还有吴娅华(12军后勤部部长的女儿)以及一个后来的据说是省知青办主任女儿的人在知青点里,所以可想而知这个知青点的条件应该是不错的,真可谓是歪打正着。

生产队的条件确实不错,不过这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真是挺能干,导致我们这些后去的知青都倍感到压力,当然也是动力。因为老乡们会经常念叨着,“那个谁谁谁真的很能干,非常能吃苦,都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那个女孩带病坚持劳动,以至于累倒在田里,还是队长把她背上火车送往徐州看病”等等。所以我们这些身体条件并不差,但家庭条件并不十分优越的孩子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活,努力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

    何况当时去农村的唯一愿望就是好好干活,争取先进,争取能够获得当地政府的免试推荐名额,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在农村干了不到一年,党中央开始教育和科技领域拨乱反正,在小平同志建议和批准下,全国开始了恢复高考的工作。我因为当时思想比较先进且僵化,认为回到合肥去复习备考是影响农村革命和生产的事,因而在几乎所有同学都回省城复习的时候,我选择了留在农村,一边坚持生产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复习备考。虽然77年底参加了安徽省地方高考,达到了初试录取分数线,也参加了复试录取体检,但不知何原因没有被录取。这一次的打击是我人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挫折,我思索了很久,最终决定返回合肥,全力以赴复习备战。

    我于78年的3月回到了合肥,参加了合肥化工厂中学组织的高考补习班,7月份又再次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统考,然后就在合肥家中等待消息。当年8月的一个炎热傍晚,父母单位的一个总机接线员匆匆骑车来到我家,告知萧县刘套公社方面打来电话,让我必须在明早上班前到东方红大队去填写一个高考录取的材料,否则过了时间就无法录取。我立即去火车站在晚上10点多到达了徐州车站,可是当晚已没有去郝寨(位于江苏铜山与安徽萧县交界的一个小车站)的车了,我只好决定沿着火车道步行20余公里前往郝寨。终于在早上六点钟左右到达目的地。这里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比如厂里总机接线员因为忙无法及时通知我们;或者当晚合肥前往徐州的火车晚点或取消;或者在其间三个小火车站的岔道里走错了方向等等),都会使我与大学失之交臂!

    然后8月的等待通知书的期间,我曾经应大队书记之约,为其儿子进行了大约10余天的高考辅导,该同志于1979年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直接导致30多年后,一个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同志给我打电话,称我是他人生重要阶段的一个老师时,我竟然彻底把我做的这一件好事忘得干干净净。

    2017年5月20日,我们当年曾在东方红大队下过乡插过队的部分知青(总计13人),分别从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和北京等地赶赴安徽萧县刘套镇芈集村(东方红大队与芈集大队合并形成)举行感恩回馈活动,当地的乡亲非常热情,场面十分感人。尤其是我当年所在的土楼东队的生产队长王瑞典指着他家里悬挂着的一把锄头说,这是我当年在队里干活时使用过的劳动工具时,我真的被感动了。。。

    通过这次返乡探亲,我也有幸认识了许多当年虽有耳闻,但却不曾谋面的老知青,他们中真的有那种理想信念始终如一的信仰坚定者。比如当年在知青点入党的一位老知青——吴娅华大姐,握着她入党时的介绍人(前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光德)深情的说道:“感谢您把我引上了革命之道,使我在后来一直坚持在政工战线为党工作至今”(她曾经是南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我还见到了那位当年曾当过生产队副队长的张志强老兄,看到了他与生产队的众多乡亲热情握手寒暄,诉说着当年的往事,回忆着当年的趣闻,真的像回到他自己家里一样。。。这时我的感觉就是实在太out了,尽管我当时也是非常努力地干活,虚心地接受着再教育,差距怎么还是这么大啊!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个除了我下乡的东方红大队之外,我所认识最多知青的知青点——大家肯定想不到的陕西延川的梁家河大队。当然这也是两个我唯一去实地看过的地方(后者是前年学校组织的教授赴延安党校学习参观的地方)。我的两个表亲慕丰安(曾任北京电视台摄影师)和慕爱萍(英国剑桥大学客座教授,英国畅销书作家)就在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我93年在英国杜伦大学留学时,一个叫王延生的北京哥们在那里攻读MBA,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无意中说道我的表姐慕爱萍在英国卡迪夫大学读书,他说那是我一起在延安梁家河大队下乡的姐妹呀,在找我要到了地址和联系方式后,他们见面叙述友情去了。直到我阅读了爱萍表姐写的那本《Vermilian Gate》(英国当年的畅销书)后,我知道了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也和他们是插友。后来再见到表姐时,习近平已成为了众人爱戴的国家领导人。问及当时插队时的印象,他们那帮知青最佩服的就是习总书记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七年,那就证明他真的不是一般人。

    最终,我接到了长春地质学院石油与天然气地球物理勘探专业的录取通知书。说起我的大学生活,也不得不提一位最近全国上下知名的先进人物——黄大年。就在前天(201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联合发出“关于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广泛开展向黄大年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在长春地质学院,我有幸与黄大年同一个系、同一个专业,一起留校工作,一起去英国留学,包括他2010年当年回国时首先就有到我所在的浙江大学来做“千人计划特聘教授”的愿望,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所以我对他受到习近平总书记赞扬的“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体会极深,对他的“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敬佩不已,被他的“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的高尚情操所深受感动,我将努力向他学习,并为继续大年兄未竟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继续前进。

 

 

                                               浙江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 教授  田钢

       2017年6月10日

附照片六张:

(1)长春地质学院田径队队员的我(1979年);

(2)长春地质宫前同寝室的8位同学(1980年);

(3)慕爱萍与她的德国老公和我家人(1994年);

(4)黄大年一家三口(右)和本人一家三口(左)与友人(2012年);

(5)本人在陕西延安梁家河大队知青故居前留影(2015年);

(6)本人在安徽萧县东方红大队新栽下的知青树前留影(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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