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怀念我的父亲

怀念敬爱的父亲

 

我的父亲——田野1928510日出生在湖北省汉川县城关镇一个商人的家庭里,上面有4个哥哥和2个姐姐,排行老幺。尽管据说奶奶很娇惯和疼爱父亲(父亲在汉川上中学时曾被日本鬼子拘捕了11夜,而奶奶就在拘留所门外一直等到他被释放),但他却拥有一个令人钦佩、慈祥而坚毅性格和人格魅力。

爸爸是20071118日凌晨在化工厂医院去世的。爸爸的骨灰是2008年去世周年时同妈妈一起合墓的,墓碑也进行了更换。

父亲的简历(抄自本人档案):

19462-194812月,武汉市首义中学,高中生;

19492-1949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鄂豫第三军分区文工团,团员;

194910-19506月,湖北军区孝感军分区宣传队,任分队长;

19507-19516月,湖北军区孝感军分区文化科,干事;

19517-195210月,湖北军区文化科,工作员;

195211-19547月,湖北军区体育工作队,副队长;

19548-19556月,中南军区暂编10团,俱乐部主任;

19557-195512月,海军航空兵独立大队,俱乐部主任;

19561-19584月,海军第二航空学校,防原子防化学教研室教员组长;

19585-196810月,转业到安徽合肥化工厂质检科,技术员;

196811-196912月,合肥化工厂包装容器车间,下放干部;

19701-197711月,合肥化工厂安全科,安全员;

19781-197911月,合肥化工厂质检科,检验员;

197912-19845月,合肥化工厂资料室,主任。

19845月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父亲决定提前4年退休,这也是父亲为了弥补过去由于工作忙而给予母亲很少照顾的缺憾。


(写于201712月)

   我的父亲去世已经十年了,这么些年来,我的心算是平静了下来,该提起笔来好好回忆一下我所敬重的慈祥、理性且坚毅的父亲了,这也是我的一个长久心愿。

   父亲1928510日出生于湖北汉川的一个小商家庭,在家里排行老小(四个哥哥,一个姐姐),大伯田子?,二伯田子雄(50年代下放去了内蒙古)、三伯田子嘉(后在武汉青山饭店当经理)、四伯田子敬(在湖北汉川经销社工作),姑姑姓名不详(因嫁给了国民党军官,后去了台湾)。

   父亲的少年时代家境还算不错,但据说他从小就是一个对钱没有欲望的人,过年时节一家人围在一起打个牌玩个钱什么的,他输了无所谓,赢了钱又都分发给晚辈的侄儿女(他的大侄儿田世骏,也就只比我父亲小两、三岁)。中学时代,尽管由于处在日本占领区,他学了日文,但由于一次对日本人出言不逊,还被日本人抓去关了一天,害得担惊受怕的奶奶在外守了一天一夜。

他老人家曾经有过辉煌的青年时代,1949年当兵以后,做过乐队的指挥,当过湖北军区体工大队的副队长(篮球队队长),深受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大将的喜欢,甚至让篮球队直接住在司令部院内。但那时曾发生了一件后来令父亲后悔不已的事情(当然我也是听我母亲说的),据说上级有意发展父亲加入党组织,曾派一个参谋去找他,希望他能积极靠拢组织,争取入党。但当时父亲正红极一时,谈话的态度有些傲慢,最后不欢而散。以至于最后也没有加入共产党(当然这跟他后来在反右的运动中有较为激进的言论也有关系)。

后来由于中央军委在1954年命令各省军区不得保留体工大队,作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和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王树声便将相关的部门归属中南军区暂编10团。后因国家需要加强海军航空兵的建设,父亲随暂编10团部机关于1955年被调往山东青岛成立海军航空兵独立大队,次年调往同在青岛的海军航空兵二航校任教员,直至1958年由于身体原因转业到地方。期间1957年和母亲钟卓贤(当时在青岛青纺医院工作)相识相爱并结婚。

  关于父亲转业的事,原本与母亲商量好留在青岛工作(因为有舅舅章若明时任青岛市委副秘书长的关系,应该问题不大),但由于当时部队也知道这个情况,故协商希望一起转业的20多名干部都能留在青岛。鉴于这个情况,为了不给青岛市委市政府增加麻烦,父母商量后决定转业到安徽省合肥市,当时有安徽省体委和合肥化工厂两个选择,他们考虑后选择了合肥化工厂。

父亲工作非常积极,为人特别正直。所以工作后每年的先进工作者奖状挂满了我家的墙壁,但也因此而累坏了我的母亲。母亲生我们的时候,父亲都是事后赶到医院,伺候月子(按照母亲的说法)也是不合格。母亲1963-1966年“四清”运动期间,被下放到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平路与铜陵路交叉口)工作,那时我和弟弟都还小,没有上学。每天由母亲早晚带着我们(怀里抱一个,手上牵一个)坐五站路的公交车上下班,其艰难可以想象,当然下雨时好像父亲去接送过我们几次。

由于父亲的性格正直不阿,常常出现为了原则坚持己见而得罪领导的事情(按照妈妈的说法,就是喜欢抗上)。因为父亲在合肥化工厂工作期间一直从事质量技术检查和安全生产监督方面的工作,工作性质本身也是易于得罪领导,导致他老人家的进步和提升一直受阻。好在父亲心态很好,认为自己做的对,也不在意。

期间我们兄弟二人还得到了来自山东老家的麦芬姐姐(母亲堂兄钟毓喜的女儿)的照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父母的压力,在此我要表示由衷的感谢。麦芬姐姐64年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在那里结婚生女,目前在乌鲁木齐女儿处养老。

父亲尽管有些抗上,但是对同事朋友却是非常坦诚友好,无论是在质检科还是在安全科工作期间,都有很多的朋友。由于在学校当过教员,所以对知识和人才也是非常尊重。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李大钊(中共创始人)的孙子、李葆华(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儿子叫李宏塔(改革开放以后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和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当时在化工厂当过工人和技术员(合肥工业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又回到厂里),经常来我家和父亲拉家常、唠工作、谈时事、话理想,可以看出李宏塔叔叔在那样的逆境下,还没有沉沦,依旧在思考,不断在奋进。他与父亲之间的友谊是真诚的,帮助是相互的。

父亲爱知识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喜爱读书,退休后一有时间就去新华书店或者旧书市场,老人家离世以后给我们留下了两大书柜的书。父亲不仅喜欢读书,而且文章写作能力也很强。他曾经担任过合肥化工厂的通讯员,在相关媒体上宣传和报道厂里的新闻。在家里父亲是同湖北老家的伯父与侄儿、杭州舅舅舅妈与表哥表姐之间通信联系的主要联系人,他们之间交流思想、汇报工作、畅谈生活、互相鼓励、嘘寒问暖(我现在就保存了一批当年父亲写给舅舅舅妈的信,当然这要得益于舅舅保留了这些信件)。字里行间反映了父亲当时行文流畅的笔风、坦诚相待的情意。这些我又何尝不是体会深切呢,就连我在农村插队落户、在大学学习以及留校工作以后,在我迷茫的时候,父亲是我的引路人;在我懈怠的时候,是父亲给我鞭策;在我稍有成绩的时候,是父亲督促我谦虚;在我遇到困难时,是父亲给我鼓励。。

父亲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非常科学合理。总是循循教导,以理服人。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尽相同,但也相得益彰,互相补充。记得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在乘凉的时候会给我们兄弟俩讲故事,四周围了一群孩子,非常引人入胜,且具有教育意义。在工资不多的情况下,给我们买连环画小人书,给它们编上号,我的印象至少有上百本,装了整整一个书箱。在经济条件不那么宽裕的条件下,给家里买了一套收音唱片两用机(这在当时邻居们非常羡慕),让我们学唱和欣赏歌曲、曲艺和革命样板戏。我们兄弟能有今天,父亲的教育方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光是我们兄弟俩得益,老人家的孙女田静(弟弟钟强的女儿)也从小在爷爷言传身教的熏陶下,茁壮成长起来(安徽宿州学院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现在是浙江大学博士生)。

尽管那时生活还比较艰苦,我记得父亲在化工厂旁边(合钢的小高炉附近)开垦了一片荒地,种了一些蔬菜,解决了部分家用。工作和学习也比较紧张,工作是指白天的8小时,学习是父母晚上要到单位去参加政治学习,晚上就把我们锁在屋里做作业。但是周末的时候,我们家里还常常举办家庭音乐会(别忘了父亲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乐队指挥出身),爸爸拉着提琴,或吹着口琴,或弹着凤凰琴,妈妈唱歌(妈妈的嗓子很好,尽管爸爸说她有时跑调),我们跟唱或者拍着手摇鼓助乐,倒也十分悠扬自得,享受着自娱自乐的幸福。

父亲在母亲刚刚去世后,为了照顾钟强弟弟的生活,使他能够健康成长,也花费了不少精力。后期帮助照顾弟弟一家,也没有再组织家庭,尽管我们是劝说过他。我的儿子田俊峰(小学期间)在我和他妈妈到英国留学期间,由于没人照顾,也到合肥来生活过半年的时间。这期间肯定给年迈的父亲增加了不少麻烦,但他老人家左手牵着孙子,右手拉着孙女,走在厂区的大街上,确实也感到幸福。

老人家晚年生活还算幸福,我曾经给他买过一部相机,他非常喜欢,到处都留下了他的人物和场景影像。最快乐的时间也许要算他在杭州度过的近一年的时间。在这里他常常和我们去公园踏青,去湖边散步,去龙井品茶,去郊外旅游,参加亲戚们聚餐,在家里用盆景养花,弹琴吹箫。只可惜好景不长,老人家想收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现场直播的愿望没有实现,父亲最后的求生欲望很强,我真的觉得自己无能,没办法满足父亲的这小小的要求。

愿上天保佑父亲大人在天堂生活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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